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行为，风险，收益
问题的提出
自从夏普（William F. Sharpe，1966）提出衡量基金绩效的夏普指数以来，学术界对基金绩效、行为等方面的研究不断深化。目前这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两大主题：其一是对基金投资行为的研究，这方面的代表性文献如德希亚和詹恩(Desia and Jain,1997)所发现的机构投资者的“反向投资策略(contrary investment strategy)”，以及莱科尼绍（Lakonishok,1992）和瓦纳斯 (Werners,1998）等研究所发现的投资基金所存在的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
其二是对基金投资绩效的研究，代表性研究如建立在资本市场线（CML）基础上的夏普绩效指数（Sharpe，1966），建立在证券市场线（SML）基础上的特纳业绩指数（Treynor，1966），和建立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基础上的詹森业绩指数（Jensen，1968），以及建立在资产组合特征线基础上的基金择时和选股能力研究（Henricksson and Merton，1981）。
随着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的发展及其在证券市场中的作用日益显现，国内有关基金投资绩效和投资行为的研究文献近年来大量涌现。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如张新和杜书明（2002）运用上述经典的绩效评价指数对22 只证券投资基金及其等权重基金组合的绩效表现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衡量，发现中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并未能战胜市场；吴世农，吴育辉（2003）根据行为金融理论的研究方法，以基金重仓持有的股票过去6个月的累积超常收益构造赢家组合和输家组合，发现我国证券投资基金存在“赢家变输”和“输家更输”的现象，并认为其原因是基金存在追涨杀跌、短期套利等行为；赵坚毅、于泽、李颖俊（2005）提出投资者参与和选择行为分析的视角，通过构造连接风格分析与下侧风险指标的风险规避系数来研究基金的投资风格和投资者的风险管理需求；李学峰（2006）则对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和调整与其投资策略的匹配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资本市场中绝大部分证券投资基金存在实际投资所承担的风险远远偏离其投资策略所表明的风险偏好类型 。
上述国外的有关研究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关于基金投资绩效和投资行为研究的理论模型；而国内的有关研究大多是基于这些理论模型对我国基金绩效和行为所做的实证检验。从这些实证研究中我们可得出的对一个共同结论即是：我国基金投资管理行为的规范性与成熟程度还很低。然而，至今为止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明确给出判断基金投资管理行为成熟性的具体标准；特别是，至今为止尚未有文献从风险和收益是否匹配这一视角入手来检验基金行为的成熟与否。从理论上看，根据马科维茨（Harry M.Markowitz，1952）所给出的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匹配原则，一个规避风险的理性投资者，其行为选择应是在给定的风险水平下追求更高的收益，或者是在给定的收益水平下承担更低的风险。而且，至今为止还是我们进行资本市场均衡和投资决策研究的有力工具——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M），其所研究的核心问题也是风险与收益的关系，即所谓“贝塔－期望收益”关系。这也就启示我们，对一只特定的证券投资基金而言，其运作是否规范、行为是否成熟，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即是考察其实际投资组合的风险与组合的收益是否相匹配、相适应。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性，既是研究基金行为的微观基础，又是我们衡量基金行为是否成熟和理性的标准之一。
本文即从风险和收益匹配性这一角度入手，通过构建相应的衡量指标，对目前我国资本市场中54家封闭式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管理行为进行实证检验，以期从一个新的且更为基础性的视角考察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成熟度问题。本文以下的结构安排是：在第二部分从理论上提出对基金投资管理行为规范性与成熟度的研究方法之一即是考察基金投资组合所承担的风险与其投资收益是否匹配，并据此提出了具体的计算和衡量指标；第三部分则在第二部分研究的基础上，对我国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收益的匹配情况进行了实证检验，发现占样本46.3％的基金行为是成熟的，同时其余53.7％的基金行为具有适应性；第四部分对本研究做了小结。
研究设计
一、研究思路
根据经典的CAPM：
E(ri)=rf+βi[E(rM)-rf] （1）
由公式（1）可见，证券i的预期收益率与其所承担的系统性风险βi之间是正相关的，即投资的高收益将伴随较高风险，而较低的收益其所承担的风险也将较低。这是投资组合收益和风险关系的一个稳定的常态关系。将这一风险和收益的均衡关系运用在证券投资基金上，我们则可以得到结论：成熟的证券投资基金应该在其投资组合中表现出较高的风险—收益匹配性，换言之，证券投资基金的行为成熟与否可以通过其风险—收益的匹配度体现出来。
就风险因素来看，证券投资的风险被分为系统风险和非系统风险，资产组合理论已经证明，一个充分分散化的投资组合（well-diversified portfolio）将消除非系统风险，但系统风险无法通过多样化的资产组合消除。所以我们在具体计算中将以基金的系统性风险——数值上表现为投资组合的β值——代表基金的风险。一个证券组合的β系数βP，它等于该组合中各证券的β系数的加权平均，权数为各种证券的市值占该组合总市值的比重Xi，即：
（2）
公式（2）中单个证券的β值描述了证券收益率对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标准差的边际贡献。所以，单个证券i的β值公式为：
βi=σiM /σM2 （3）
其中σiM为证券i的收益率与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的协方差。σM2为市场投资组合收益率的方差。
通过公式（3）和公式（2），我们即可得到基金实际投资组合所承担的系统风险值。那么，根据经典的投资学原理，如果某证券组合的βp＝1，其系统性风险与市场风险一致；如果βp>1，该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即大于市场风险；而如果βp<1，则组合的系统性风险小于市场风险；βp＝0，则该组合无系统性风险。
据此，根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当某证券组合的βp＝1时，其收益也应与市场收益一致；如果该组合的βp>1，则其所获得的收益则应大于市场收益；而如果βp<1，其所获得的收益即可小于市场收益。
就收益方面看，我们可根据基金所公布的累计净值数据进行计算。
根据以上思路，通过研究基金投资组合的β值与市场β值的关系，以及基金投资组合的收益与市场收益的关系，我们即可得到衡量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管理行为成熟与否的结果——投资组合的风险与收益是否匹配。
二、指标设计
根据上文的研究思路，为了判断基金行为是否成熟，就需要我们设计出具体的衡量指标和判断标准。
首先，前文我们在分析组合β值时已指出：如果一个实际组合的β值大于1，意味着其风险大于市场风险；如果一个实际组合的β值小于1，意味着其风险小于市场风险；如果一个实际组合的β值等于1，即与市场组合β值一致，意味着其风险等于市场风险。据此，我们给出基金实际组合与市场组合（market portfolio）的β值关系式βPM:
βPM=βP－βM （4）
公式（4）中，βP为基金实际组合的β值，βM为市场组合的β值。其中βP由公式（2）给出，而市场组合的β值公式为：
βM=[cov(rM,rM)]/σM2=σM2/σM2 （5）
即一个市场组合的所有资产的加权平均β值必定为1。这样，公式（4）可以进一步具体为：
βPM＝βP－1 （6）
由公式（6）可以看到，如果基金实际组合的β值大于1，则βPM必定为正值；如果基金实际组合的β值小于1，则βPM必定为负值；如果基金实际组合的β值等于1，则βPM必定等于0。
其次，我们再来看收益方面的指标。我们将基金投资组合的收益与市场基准组合收益的关系定义为RPM，其关系表达式为：
RPM=RP-RM （7）
公式（7）表明，如果投资组合的收益大于市场收益，则RPM>0；如果投资组合的收益小于市场收益，则RPM<0，如果投资组合的收益等于市场收益，即RPM＝0。
根据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原则，并结合公式（6）和公式（7），我们得到投资基金风险与收益相匹配的具体标准：1，若βPM>0，则RPM>0；2，若βPM<0，则RPM<0；3，若βPM=0，就有RPM＝0。
根据标准1：投资组合的风险大于市场风险（即βPM>0）的基金，若能够获得大于市场同期收益的收益率（即RPM>0），说明该基金具有较好的风险—收益匹配性，换言之，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行为是较成熟的；而若其收益率等于或低于市场同期收益率，即在βPM>0的情况下，出现RPM≤0，则说明基金的投资组合承担了更多的风险，却没有获得足够的风险溢价给以补偿。这种情况也就表明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行为是不成熟。
根据标准2：如果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小于市场风险（即βPM<0），而其所获得的收益也小于市场同期收益率（即RPM<0），说明该基金的风险—收益匹配性是正常的，或者说其投资组合的构建行为是成熟的。
根据标准3：如果基金投资组合的风险等于市场风险（即βPM=0），而其所获得的收益也等于市场收益（即RPM＝0），则基金投资组合的构建行为是成熟的；而如果在βPM=0的情况下，出现RPM<0，即如标准1所指出的，基金的投资组合所承担的风险没有获得相应的风险溢价给以补偿。
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指出如下两种情况：一是在βPM<0的情况下，出现RPM≥0；二是在βPM=0的情况下，出现RPM>0。这两种情况都表明基金在承担较低风险的同时，获得了更高的收益。根据风险与收益的最优匹配原则，在一定风险下追求更高的收益，是基金的理性行为所在。这种情况的出现，根据βPM和RPM的计算公式（公式6和公式7），即表明了基金以低于市场的风险承担而获得了高于市场的收益，换言之，这说明基金的投资组合战胜了市场。这一方面反映我国的资本市场是不完全有效的——根据经典的投资学理论，有效市场是不可战胜的；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金充分把握了市场机会——在一个非有效的市场中投资者是可以战胜市场的。这种情况下，我们可判断我国的证券投资基金具有把握和利用市场状态的能力，而不能判断其行为不成熟——充其量基金是通过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和利用一个不规范、非有效的市场。也就是说，βPM<0时RPM≥0，或者当βPM=0时RPM>0，这两种情况下的基金我们可将其定义为适应性行为，即基金的行为选择适应了市场的实际状态。
论文出处(作者):相关文章: